黄教授：SARS之后就是大量的时间投入培训，培训公共卫生各层干部，那个时候差不多每天要飞好几次全国各地去。北京市处以上的卫生系统的干部都听过我的课，北京卫生系统在小汤山办了三期学习班，才把所有处级以上的干部培训完，每次都是让我去讲半天或者一天。当时主要是宣传公共卫生新理念，公共卫生系统应该怎么建设，怎么应对传染病，因为当时是讲应急，我说应急是不行的，应该是应对，先做好准备，现在这个概念已经被大家接受了。现在中国官方报纸报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每年至少几例，SARS只是其中一例，就是要提前做好应对准备。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是运气好，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一贯不重视公共卫生，派出去学习的大部分都是在大学里面，或者在公司里面，很少有人在政府里面做公共卫生，而且做到部门负责人，做过传染病类似的项目。我是美国做过，所以我了解他们整个体系，才能把现代公共卫生应对体系建设的从理念到具体做法介绍了很多回来，就是做了这样一些工作。有些东西，比如刚开始很多人搞不清，包括院士都搞不清公共卫生是什么东西，认为全是政府的事情。所以我就写了几篇什么是公共卫生，公共卫生的特征这方面的文章，介绍公共卫生，政府在公共卫生方面是有限责任，他不是无限的，公共卫生是每个人都要参与的。大量的公共卫生的普及宣传和健康教育工作。

    主持人：SARS时很多人很害怕都想着去国外，您却选择了回国。

　　黄教授：我能在非典时期回国这个事情，当时报纸也报了。可能就起了一些稳定人心的作用吧，我个人觉得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正好学这个东西，能为国家做一点贡献挺好的，而且我本来就是要回来的。

　　另外，对于SARS，因为我十几年了就做传染病，对这个很熟。比如说艾滋病大家很怕，而我20年之前就跟艾滋病人拥抱过，知道没事。我就很放心的告诉大家这些东西，提供一些信息，就是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SARS推动中国各方面改革脚步

    主持人：回来后您生活方面是怎样的一个状态，跟普通人一样，用84，戴口罩吗？

　　黄教授：我当时回来第一天是住科技部的公寓，后来部长说这个不行，条件不好，后来把我调到梅地亚去了。当时每天吃饭我要等一个小时，为什么？只给我一个人做，我吃了好几天我都吃烦了，都是一样的东西。后来我想到门口吃，那么一条街，我找不到吃的地方，所以只好回去吃。当时确实是大家很恐慌，不过我只戴了一次口罩。就是跟领导去香港时，接待我们的医院领导等都戴着口罩，出于礼貌，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戴上了。在酒店里84工作人员也发了，我一直没用，没必要的。

    其实当时中国的恐慌和“9-11”以后美国的炭疽危机是一样的。到了04年，SARS再次在北京出现，大家就不慌了，那个时候我也参与了整个过程。04年出来的时候，是04年是4月22号，新华社发布的消息，我们也是那两天知道的，已经快到五一了。卫生部把我们几个人叫过去讨论五一要不要放长假？我们做全面的分析，因为这个责任是很大的，五一不放长假，就意味着北京的损失那是以亿来算的，我们就一条一条的去分析。最后我们分析了所有从传染病正常的传播途径到其他的各方面，全排除了以后，我们得出的集体结论是说五一应该放长假，这个传染病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主持人：就我的记忆而言，SARS时到处是84的气味，到处都是戴着口罩的人们。

　　黄教授：其实SARS期间，还是反映出中国的很多信号。SARS不是传染病里很严重的疾病，但是中国当时的那种做法，到处撒消毒液等都没有用。用一种最简单的方法，这就是自我隔离。其实在防治传染病、防治慢性病上，都不要迷信技术，现在中国人的一个毛病是迷信技术，而是应该相信科学，相信科学就是用这些很简单的科学方法。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叫《国事无双》，这本书我感受很深，写的是伍连德博士在一百年前，他在东北控制鼠疫的流行，当时哈尔滨死了好像五六万人，他当时采取的控制措施和我们SARS期间一模一样，而我们SARS期间，我们开始并不了解伍连德做的这些东西。所以中国人的传统，优良的传统都应该得到传承。所以我觉得你们在五年之后纪念SARS，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提醒大家要关注健康，只有每个人都关注的话，大家才能有一个健康的环境。

　　SARS唤醒全民健康意识

　　主持人：您回来之前有没有觉得，您身上所承担的任务太艰巨了？

　　黄教授：全世界都一样的。最主要我觉得中国在健康、在疾病预防、在公共卫生体系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观念的问题。举个例子，已经有多少科学证明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东西，竟然我们的烟草局官员还在提要制造老百姓抽得起的烟。但实际上它是在透支子孙后代，有科学家研究发现中国一年的烟草利税是1050亿，但每年因为烟草造成的健康所引起的经济损失要付出1500亿。

　　五年后的中国完全能应对再一次SARS来袭

　　主持人：如果五年后的今天，再有像SARS那样的传染病袭来，您觉得我们今天能否很好的应对？

　　黄教授：也不能说很好应对，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我们有能力应对这种传染病。

 　 主持人： 您觉得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今天有能力应对像SARS那样的传染病？

　　黄教授：我刚刚参加了全国的传染病监测方面的会回来，因为我也是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家专家组的成员。我发现现在我们在传染病监测方面，可以说是世界最好的，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全国网络直报到县、乡，我们中国做到了。就是说你在江西的某个县发现传染病，北京马上就能知道。这个系统是全世界最庞大、最好的，而且我们的分析整理工作也达到国际水平，已经和国际接轨了。传染病的硬件方面这几年已经训练了不少。所以在传染病方面应该说大的威胁我们是完全有能力控制的，可以说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现在关键就是说信息的畅通和观念的转化还存在一些问题，再就是基层人员的培训，整体素质的提高，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