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民间中医愤怒的呐喊：请还给我们行医权！

作者：沈伟中 整理：王世保

中医自古就是以民间的形式存在着，民间中医千万年以来不断地通过救死扶伤的医疗实践推动着中医理论的发展。然而，就是这个中医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却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渐被西医化的中医管理体制所打压而边缘化，导致中医队伍和临床阵地急剧萎缩，中医事业也进入了空前的低谷。尤其是在没有有效地区分中、西医各自特征不同的《执业医师法》颁布实施以后，那些没有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的民间中医就被彻底给否定了，他们不能行医，一旦行医就遭当地政府打压。民间中医遭禁，既是我国医疗资源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医所遭遇的空前劫难。

现拿我个人的行医经历和遭遇来说吧！

我是浙江省上虞市章镇镇河浮村一位民间祖传中草药医生沈伟中,从19岁开始跟父亲上山识药采药，用草药给人医治多种疑难杂症。

80年代家家户户都养很多猪、鸡、免、鸭，在1981年我县猪瘟流行,畜牧兽医部门只能采取大批扑杀的方法。我家养的6只猪也有4只受到感染,经兽医检查：猪的喉头出血，大腿内侧用手摸到大小不等的淋巴。这些病猪经过多次打针时好时坏,体温时高时低，花去了我家人民币300多元后,仍然没有治好。最后，猪的耳根、颈部和腹部均有明显的紫红出血点，粪便呈栗状形，爱喝阴沟水，走路摇摇晃晃等症状。一位县级兽医说此病和人的癌症一样在国内外尚无药可治，听了这句话让原本就对中草药兴趣浓厚的我更加坚定要用中草药攻破猪瘟的难题。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在行医的业余时间不断的解剖观察已被兽医部门确诊为瘟病的禽畜（猪鸡兔鸭），其中鸡兔鸭病发分别是在不同的年月，因为瘟病本身是不会在不同的禽畜之间互相传染的。我发现瘟病禽畜的舌苔发黄，喉头、肺、脾、胃、肾、大肠等多个脏腑均有不同程度的出血点和坏死。我翻阅了汉代、明代、清代等许多关于治疗人的瘟热病医书后，悟出了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健脾开胃、排毒通便的方法．不断的用自制的草药汤剂进行临床实验。在临床实验中我还经常冒着风寒雨雪骑自行车远去7-8公里外的村庄给得瘟病的猪送汤灌药，在一次大雪中不慎掉到约3米高的山坡下，磕的头破血流，幸亏得路人相救，像这样的小嗑大碰在当时路面崎岖不平的年代时常发生。经过６、7年无数次的跌到爬起，无数次的失败，终于在一次猪瘟流行期被我用中草药治愈了不少猪瘟，有的还是专业大户。但这一治疗引起了县，区兽医部门的强烈不满，并有6-7个戴着大盖帽的兽医部门人员闯进我家横加干涉说：“治的好也不准你治，治好了就是犯法（坐监狱）！”我被他们嚣张的气焰激怒了，第二天我就向时任县委书记孙顺林反映情况，孙书记说这个问题他会处理的，但过了好些日子也是不了了之。无奈之下我只有坐车带着一瓶煎好的中草药水到150公里左右的省农业厅畜牧局找局长陈金水反映情况，陈局长热情的握着我的手问我这个药是不是清热解毒的，我说是的，陈局长当即打开盖子亲口喝下了一口，喝完后说：“恩，你这个药还有开胃的药，并说埋葬是我们讲的，试验是可以搞的，但我们全省有５６个县，我们局里只有９个人，要搞试验人力没有，场地没有，精力没有，要搞的话你到县里去搞。”我又回到我县找到畜牧站站长蒋伯龙，他说：“这个是深奥的科学，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我们没有这个水平，搞的好也不准你搞。”在你踢我推的情况下我猛然想起给国务院总理李鹏写信。在1987年11月２５日收到中监业务办公室李明同志的回信，我匆忙赶到我县畜牧局找到站长向他出示了李明同志的信，他看后气势凶凶的对我说：“哪怕是赵紫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信我也不买帐！”我又去省畜牧局，局长不在，接待我的是一位叫金美林的站长，她告诉我说如要鉴定你先拿7-8万元鉴定费来，在当时民间医生给人看病都是以做好事为主，没拿病人一分钱，这笔巨资对我当时来讲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我只有不了了之。

就算是这样的结局，我还是继续研究神奇的中草药，用中草药医治各种疑难杂症，取得了良好效果。1985我在县卫生局参加中医考试，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没有领取许可证，直到1998年3月我才向县卫生局正式办理了卫生执业许可证。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我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也给我带来了众多的荣誉。2003年11月赴北京参加中医疑难病研究会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的疑难病特色疗法交流研讨会，撰写的论文《民间通经活络温阳汤巧治疑难杂症临床观察》获优秀奖；2004年草头药医治疑难病业绩成果被编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主编《中国卫生事业与社会经济发展》一书中，誉为中草药特色名医；2005年北京中医疑难病研究会专家技术委员会特授“健康使者”的光荣称号；2005年中国特效医术研究会特授本医为“健康卫士”、“特色医师”，并加入为会员；2005年4月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协会邀请我参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有900多人出席的第五届中国名医论坛会，并受到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刘德培院士和裘法祖、王忠诚、翁心植、秦伯益，李连达等院士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

2005年8月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了，国家卫生部效仿西方的医疗管理体制，不顾中医的历史和现状，对中西医实行“一刀切”式的执业医师资格证制度，搞出所谓的“执业医师法”，让我们这些民间中医在一夜之间由合法行医变成非法行医。没过几天，市卫生局监督所所长带着5个人（其中1人是我镇副镇长，一人是我镇医院副院长，其余3人都是所长的手下，）开着两辆汽车像文革时期一样横冲直撞闯进我家强行查封。他们此举引起群众和患者的强烈反对和不满，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一些远道而来的患者苦苦哀求要我草药医治，经我再三考虑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自古以来救死扶伤是中华民族的美德，病危有救是病人的企盼，也是我们做医生的职责。我就做出了宁可违法，不可见死不救的决定，因为法律一切都是为了人民身体健康，我想错不了。2005年9月26日我分别写信给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卫生部高强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佘晴局长、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同年11月15号收到卫生部办公厅信访处的回信，回信中还是你推我踢，最后还是踢到下面不了了之。

经过这些遭遇之后，我想责问国家中医管理部门：“民间医生救死扶伤、研究发明为什么得不到你们的支持，反而要来无理的打击我们？你们简直就是‘吃皇粮、害良民’的下流呸！‘救死扶伤有罪，见死不救有功’这难道是当今社会的政策吗？”

民间医生用中草药治病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有些西医和高科技还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都是我们在临床实践中感悟出治疗方法来的，譬如像我用多年研究的五通疗法和五通加减疗法医治多种疑难杂症就已取得良好效果（详情请登陆：www.swzcty.com查看）。老百姓说的好：“草头药（草药）治病是个宝，疑难杂症少不了”。有人说：“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洋医生、土医生，能看好病就是好医生”。

民间中医现在空怀绝技、出诊无门。面对那些还在被西医和中医队伍中的学院派庸医折磨的病人的期盼眼光，面对日益突出的“看病难，看病贵”的医疗局势，我们所有没有行医证的民间中医强烈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卫生部：“请还给我们民间中医合法行医的权利！我们才是推动中医发展的主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