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科学”一词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神圣的，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了“正确”和“真理”的代名词，而您现在却提出要“重新认识‘科学’，重新定义‘科学概念’”，是人们对科学真正内涵的认识发生了偏离吗？
毛嘉陵：是的。现在在知识领域有一种倾向，认为只有按西方观念和标准确认的“科学”，才是惟一正确的真理。人们以是否为科学来评判一门学科、一个知识体系的“正确性”、“合法性”，并以此来制定一系列
管理政策和社会“游戏规则”。而什么是科学呢？《辞海》将其定义为：“发现和认识自然、社会、思维发生发展的知识体系。”《中国大百科全书》则进一步认为：“对各种事实和现象进行观察、分类、归纳、演绎、分析、推理、计算和实验，从而发现规律，并对各种定量规律予以验证和公式化的知识体系”。这些权威观点强调的是必须符合以上条件的知识体系才能称为“科学”。
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影响下，“科学”被片面地置换为“惟一正确”、“绝对真理”的同义语，甚至上升到意识形态。一说到科学就要求大家要“信仰科学”，所谓“信仰”就是不管它对不对，也不管你理不理解，你都得信服它、崇拜它。由此，那些即使认识到了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也具有实践性、可验证性，但不按西式术语表述、不按西式逻辑构成的东方知识体系，以及由于
现代科技手段的局限，一些暂时无法被现代科技所认识和解释的东西，就会被列为“待验证的”、“伪科学的”、“不科学的”，甚至是“反科学的”。
这种把“科学”抬上神坛的做法，对以反宗教而生的科学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嘲讽。1926年3月，新文化
运动大师梁启超因血尿，被协和医院动手术割掉了没有病变的右肾，由此引起社会很多议论。尽管梁先生后来知道“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但为了维护“科学”的尊严，仍然在6月2日《晨报》副刊上为协和进行了辩护：“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察，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这虽然显示了梁先生的宽广胸怀和对科学的崇尚，但对这样一个明显的
医疗事故，也为了科学的“面子”而不予承认，即使
自己被错割了一个肾，还要如此“辩护”，同时也不忘批判
中医药，这是否是我们所需要的科学精神呢？梁先生所认同的“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这实际上也承认了科学本身仍存在着诸多“缺陷”，并非大家想象的那样完美、神圣。
主持人：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相对的正确。让“科学”走下神坛，恢复“科学”的本来面目，不仅对中医药界，而且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都将会是深刻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科学”呢？
毛嘉陵： “科学” 的最早定义其实并不复杂。“科学”的英文“Science”源于拉丁文“Scientia”，最早的意思就是指“知识”、“学问”。17世纪传入中国后，中国学者根据《礼记·大学》中“格物而后致知”(意即通过对事物的研究而获得知识)，将Science译为“格致”、“格知”。明治维新时，日本学术界认为Science是指“分科的学问”，故译为“科学”。1893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将其引入中国，而后才逐渐流行起来。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认为：“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通的规律或结论”。我们一般比较强调科学的客观性(能确切地反映客观规律)、普遍性及可重复性(在一定范围内的广泛适应性)和系统性及逻辑性(知识的理论化体系化)等特性，但对科学知识本身的“相对正确性”认识不足，因为科学始终处于否定之否定的动态变化中，不同时期的科学只能作为那一个时期相对正确的认识，或更接近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是说任何最先进的科学都存在着一定的、或潜在的“错误”。今天正确的科学，在明天完全可能成为谬论。就是在今天的正确中，仍然会存在一定的误差。现代
医学发展至今虽然已非常先进，但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仍有高达20%～30％的误诊率。美国科学哲学家夏皮尔曾告诫到：“科学中不存在任何绝对的东西……无论我们对它有多么确定和完善的理由，原则上都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将来会产生怀疑和抛弃的理由”。
可见，科学的真实客观只能相对的“逼真”，科学的普遍性及可重复性只能体现在相对的时空“范围”内，科学的系统性及逻辑性只能相对的“完美”。这提示我们在崇尚科学、追求科学的同时，不能对科学过分地“顶礼膜拜”，更不能盲目迷信科学。有一位国外学者最近说：西方人早已没有把“科学”这个词等同于“正确”及“惟一”，而今天的中国人仍把“科学”当作一个判别是非的词语。
此外，还有一些哲学家对“科学”赋予了太多甚至过分局限的定义，或将“科学”概念及评价标准过度地拔高，不切实际地使其高深化、复杂化、狭隘化。如果按 “只有精密的能够量化的知识才是科学”这种最新的“高标准”判定，不仅中医药不是科学，就是西医也不是科学，这些观点能否作为一种社会认识理念推广，值得学术界慎重研究。
我个人认为“科学就是在一定时期内相对正确的知识或学问”，这种粗浅认识不一定完全正确，但这种提法主要还是主张我们大家在面对科学时，能够真正回归到“科学”本来所具有的质朴而真切的本义上来，也许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正道。
主持人：既然“科学就是在一定时期内相对正确的知识或学问”，中医药传承了数千年，至今仍在发挥着不同于西医的治疗优势，她的科学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近现代采取西式科技标准来检验中医药的科学性，犹如用西洋美声唱法的标准来评判京剧——永远不是一个调。您刚才提到要“摆脱唯西式科学主义的阴影”，并“从科学概念的认识观念上来一场革命”指的是什么？这样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医的科学性问题吗？
毛嘉陵：我们不否认现代西方文明对当今世界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正是这种贡献才使其在与东方文明的竞争中取得强势地位，但处于弱势地位的东方文明仍不乏闪烁着科学智慧光芒的奇珍异宝。我们并没有认为现代的科学观不对，但却强烈地感受到了它的不完善、不客观、不公平，因为它在有意无意间带上了“偏见”。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科学的标准，科学的模式，也应当是多形式的。东西方文化在认识论、方法论、思维学和价值评判标准上的差异性，决定了东西方知识体系不可能用统一的标准予以评价。对此，也有人认为只有文化才能搞多元化，科学不是文化，只能有一个标准，其实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使在西式的现代科技体系中，也难以用一种方式解决所有问题，就连大名鼎鼎的英国科学家霍金也承认：“不太可能建立一个单一的能协调和完善地描述宇宙的理论”。
目前仍有不少人想以一种医疗形式来一统天下，不承认非西医药治疗方法的疗效和学术地位。更有人认为即使中医药有疗效，也不能证明中医药就是科学，如此狭隘地理解科学，将科学挟持上了“窄船”，这本身就是科学的悲哀，同时，也暴露出那些科学“卫道士”严重的学术“霸权主义”思想。事实上，中医药对临床上不少
疾病有非常好的疗效，而且对一些慢性病、疑难病的治疗，还可以发挥西医难以取代的作用。如果中医药学没有认识到疾病的诊疗规律，就不可能有疗效，有疗效至少就证明了这个知识体系的正确性、合理性。
在讨论中医药的科学性、科学价值问题时，我们不能忘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更不能忘了邓小平同志著名的“猫论”认识观：“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对医药
卫生领域来说就是“不管中医西医，治得好病就是好医”。因此，我们希望能够从更广泛更现实的意义上来看待中医药的科学问题，“有疗效就是硬道理”。
既然“科学等同于正确和真理”这个观念已在社会上、学术界根深蒂固，并成为约定俗成的事实。在此情况下有的专家想另立与“科学”相对立的全新名词概念来表述中医药等东方知识体系，还有的专家认为中医药不一定非要进入科学体系，这些思路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来研究还是很有必要的，但似乎缺乏推广的现实性。比如，欧洲人不同于亚洲人，我们不能以欧洲人的蓝眼睛标准来评价亚洲人，认为没有蓝眼睛就不是“人”。亚洲人也没有必要为了与欧洲人区分，就放弃“人”的称谓和做人的尊严而另找“冠名”。对此，我们首先必须承认我们都是“人”，在此基础上再按人的不同“品种”进行细分，并相应地分为白种人、黄种人等等，这是谁都懂的再普通不过的道理。
因而，我们不能从“科学”的阵地上退出，必须围绕“科学”二字来做文章，在科学上实行“一科两制”，对这二字赋予新的含义和进行层次上的分解，使其能够涵盖东西方文明不同的知识体系，这也就是我所说的“要从科学概念的认识观念上来一场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