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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向多极点、文化向多元化发展的今天，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科学并非只有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的一种认识方法、一种表述形式和一种评价标准，它也有多元性。不同的国家和地域都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文化传统影响下形成的认知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认知方式必然会产生出不同形态的知识或科学。

    事实上，东西方文化在认识论、方法论、思维学和价值评判标准上都是有差异性的，这就决定了东西方知识体系不可能用统一的标准予以评价。对此，有人认为只有文化才能搞多元化，科学不是文化，只能有一个标准，其实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使在西式的现代科技体系中，也难以用一种方式解决所有问题，就连大名鼎鼎的英国科学家霍金也承认：“不太可能建立一个单一的能协调和完善地描述宇宙的理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学的认知形式、科学知识体系的形态、科学的标准和科学的模式也应当是多形式的，单一的科学认知和管理模式已不适用于当今丰富的科学实践活动。

    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是东方和西方两大类科学体系，它们有着不同的表述形式、思维模式、评价方法和学术标准，甚至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难以相互“沟通”的。如果将东西方不同的科学体系笼统地都归为一种大而全的“科学”，不仅不利于人们对不同科学体系的认识和研究，而且很容易造成“混乱”，甚至还会不合理、不公正地把处于“强势”的科学体系作为标准去评判其他科学体系。当前，在西方还原论科学主义盛行、科学文化多样性被强势文化严重践踏的形势下，为了促进科学研究和知识创造的“百花齐放”，我们认为有必要将东西方不同的科学体系进行区分，分别称为“西方科学”和“东方科学”。

    东方科学，这是中国人既熟悉又陌生的一个知识体系和“学术主张”。

    我们说熟悉东方科学，是因为这个知识体系既是中国人所创，又存在于中国人的身边，“活在”中国人的心上。正是东方科学几千年来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才创造了中国灿烂辉煌的悠久历史，保障了中华民族的健康和繁衍昌盛，使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都处于世界上的领先地位。

    我们说陌生东方科学，是因为在此之前经历过西学东渐和新文化运动的百年中，还没有谁像今天我们这样，大张旗鼓地将中国传统的知识创造定义为“东方科学”。

    我曾在多个场合中极力主张提出“东方科学”的概念，并呼吁学术界确认“东方科学”的学术地位。而最先系统地研究“东方科学”的是朱清时和姜岩合著的《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这次我联合刘长林、宋正海、张其成、姜岩、曹东义、黎鸣等发表《东方科学迎奥运宣言》，其意义在于首次将“东方科学”从学术层面的概念开始大张旗鼓地向公众传播。

    由于东方科学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因此，在我们联名发表《东方科学迎奥运宣言》后，有不少网友按照以前所固有的一些观念来认识这一概念，就难免会产生不同的看法，这一点不奇怪。随着“东方科学”概念的影响不断扩大，相信会逐渐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 

二、东西方认知方式各有特色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认为当前流行的主流科学发源于西方，它们与以中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科学文化有两方面的差别：“人类自古以来就有还原论和整体观这两类认识它们的方法。它们都既使用推理，又使用归纳法，只是前者较多使用推理，后者更多使用归纳。它们都以实践为检验理论的标准，它们的理论都经过了大量实践的检验，因此它们都是科学。不同的是，还原论方法把复杂事物的整体进行分解，并加以抽象，然后研究得到的简单基本单元，进而从这些基本单元的性质推出整体的性质。西方科学的主流就是使用这种方法。但是，持整体观的人认为，复杂事物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对它进行分割和抽象会丢掉一些东西，这样研究得出的整体性质并不真实。因此，他们坚持从整体上研究复杂事物。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主流，就是持这种观点。”同时，他还认为“以中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科学把复杂事物看作整体来研究，就只能‘经验+直觉+实践检验’的方法，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在多次经验之后突然领悟了一个道理，然后再到新的实践中去验证这个道理。”

    朱清时特别对中国传统文化擅长的“直觉认知法”给予了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基于直觉的认知法，但她并不是单纯的直觉认知，其中也有形式逻辑，也有推理，但后者一直没有发展成主流。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流的方法一直是直觉认知，因为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想从整体上来认识和处理复杂事物，没有把复杂事物分割成一个个单元来认识它。例如，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就是说人和整个宇宙是合为一体的，这一思想很长时间在中国占主导。一旦接受了天人合一和整体观的思想，认识事物就不能再用西方的‘实证+推理’的方法了，而是要通过经验和直觉（顿悟）的方法来认识世界。”

    英国《自然》杂志的主编坎贝尔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方法都是从宏观、整体、系统角度研究问题，其代表是中医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学习。

    东方科学注重对世界进行整体的、宏观的、关联的、功能性的、个性化的、定性的概括和描述，以形象、直觉等思维方式来认识和研究世界。“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和谐共生”是其最重要的价值观，“太极”、“阴阳”、“五行”、“气”是其最基本的学术表述形式。东方科学的这些特色和以人学为中心的世界观，与西方科学以物质为核心的还原论思想正好相对应，可以完美地形成优势互补的关系，共同造福人类。

    “东方科学”这个新主张的提出，不仅使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式知识创造有了一个恰当的学术“名份”，而且，必将推动世界科学进入到多元化发展的新时代，这也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必然和社会进步的大势所趋。

重新认识东方科学，是中国人对母体文化认可的一次精神回归；接受东方科学，是西方人认识观念上的一次革命；大力发展东方科学，这是一项有利于人类的伟大事业。 

三、科学将有“国界”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国界”，这是中国流行了很多年的一句话，本是形容以前中国在海外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留学生，无论如何在心中也要时刻想着祖国。在清朝晚期经历了拒绝西学、兼收西学、融通西学、全盘西学的逐渐变化后，才有了可以学习西学的思想理论依据，于是就有了公派留学生。“科学无国界”意思就是知识没有国界之分，到国外去学习科学知识并没有背叛祖国的意思。再后来，这些留学生学成以后的去留又成了问题，要么回国报效祖国，要么留在国外。于是就又有了“科学家有国界”的说法，回国的就不说了，那些即使不回国的人心中也应记住自己是中国人，因为作为一个人应当有“国界”之分。可见，此所谓的“科学无国界”只是指从何处获取知识的意思，并无以此来界定知识只有一种形态的意思。

    可是，现在有些人却将“科学无国界”引申到对知识本身的评判上，认为世界上的科学只有一种，就是西方以还原论为基础的知识体系，除此以外的都不是科学。有些人只承认文化的多元性，但不承认科学也有多元性。其实西方科学的背景就是西方的文化传统，世界上没有脱离社会文化大背景而能独立存在的科学知识体系。因此，不同的文化必然会孕育出不同的认知体系。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不同国家的文明也是多种多样的，西式文明本身也是具有区域性的，由于后来发展迅速，逐渐影响及各个国家，因而具有了世界性，这就使人误以为国际上惟一的知识体系和标准就是西方的这种知识形态。

    瑞士分析心理学家荣格在《金华养生密旨与分析心理学》中说：“几年以前，当时的不列颠人类学会的会长问我，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如此聪慧的民族却没有能发展出科学。我说，这肯定是一个错觉。因为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著作’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就如许许多多的中国其它东西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这种看法有以下两层意思：①认可了科学有多种形态，而并非只有西方科学一种；②他所说的“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实际上承认了中国的科学在认知方式和知识形态方面与西方科学的差异性。

    西方科学的背景是有着鲜明的西方文化背景的，并非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科学就是科学，与其他无关。实际上许多西方的大科学家除了在科学知识上有着伟大的发现、发明等贡献外，还在哲学、思想、艺术等上有着明显西方文化烙印的成就。只是以前我国在引进他们的知识时，偏重于他们在科技上的成就，而很少对他们在人文领域的成就进行传播，更忽略了对指导他们取得成就的西方文化、世界观、方法论的介绍。这就使得一些人误以为西方科学是单纯的、是独立存在的，也使得我们在学西方的科技时仅学到了一些皮毛的技术类的东西，仅了解了西方知识体系的“器”，而不知其“道”。既然大家都认可了文化的多元化，文化可以有多元化，因为多元化的文化必定产生出多元化的认知方式，多种认知方式得到的知识体系，也就不可能是单一的形式，因此，科学的多元化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因此，我们有必要、也有充分依据将世界上的科学至少分为“西方科学”和“东方科学”等两大体系。随着“东方科学”的复兴，“科学无国界”的说法将被“科学有国界”的客观现实所代替。

四、 实行“一科两制”

    我们不否认现代西方文明对当今世界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正是这种贡献才使其在与东方文明的竞争中取得强势地位，但处于弱势地位的东方文明仍不乏闪烁着科学智慧光芒的奇珍异宝。我们并没有认为现代的科学观不对，而是认为以西方的自然科学观来作为一切认知方式的准则，则具有明显的不完善、不客观、不公平，并且它在有意无意间带上了“偏见”。

    既然“科学等同于正确和真理”这个片面的观念已在社会上、学术界根深蒂固，并成为约定俗成的认识。在此情况下有的专家想另立与“科学”相对立的全新名词概念来表述中医药等东方知识体系，还有的专家认为中医药不一定非要进入科学体系，这些思路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来研究也没什么错，但这种采取回避的方式，似乎难以彻底解决中医的“心病”，也缺乏推广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比如，欧洲人不同于亚洲人，我们不能以欧洲人的蓝眼睛标准来评价亚洲人，认为没有蓝眼睛就不是“人”。亚洲人也没有必要为了与欧洲人区分，就放弃“人”的称谓和做人的尊严而另找“冠名”。对此，我们首先必须承认我们都是“人”，在此基础上再按人的不同“种族”进行细分，并相应地分为白种人、黄种人等等，这是谁都容易明白的再普通不过的道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长林认为：“科学认识的目的是获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但是科学认识却受到国家民族的自然环境和人文传统的深刻影响与制约。具有不同自然环境和人文传统的国家民族，就会有不同的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和认识取向。宇宙是无限的，大千世界是极端复杂的，即使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也包含着无限的多样性、层面性和可能性。这就决定了人类的科学认识活动和科学成果，包括基础自然科学，可能而且应当形成不同的科学体系。事实上，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对人类曾经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的科学，至少有两个源、两个流。一个是主要发源于古希腊，偏重分析还原，着意形质实体，目的在于征服和控制自然的西方科学；一个是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偏重综合整体，着意功能虚体，目的在于尽物（人）之性，共存共荣的中国科学。中西医学就分属于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科学体系。二者在对健康和生命的认识上可以互相补充，但不可通约。这就是为什么中西医难以化合的根本原因。而以西方科学方法来判定中医的科学性，行得通吗？从认识论来讲，科学方法完全是为科学认识服务的，从属于科学的认知目标。因此，以是否采取了某种科学方法来判定是不是科学，其实是本末倒置，反客为主。所以，以西方科学方法来评判中医的科学性显然是错误的。如果继续以西方科学作为中医现代化的标准，结果只能是中医灵魂（理论）的死亡。”

    宇宙的无限性和大千世界的极端复杂性，决定了人类认识路径和认知方式的多样性，也决定了建立在这些认知方法上的知识体系的多形式。从“科学一元”论走向“科学多元”论，是人类认识走向成熟的表现，也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因而，我们不能从“科学”的阵地上退出，必须围绕“科学”二字来做文章，承认“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并存的现实，确立东方科学的学术地位，在科学上要实行“一科两制”，对“科学”二字赋予新的含义和进行层次上的分解，使其能够涵盖东西方文明不同的知识体系，这也是我提出来的一个呼吁：希望社会能够“从科学概念本身的认识观念上来一场革命”。

    “一科两制”首先就是要“一科两识”，对“科学”分为两个层面来认识和理解：

    第一个层面，即知识的“基本形态”。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知识体系，只要它认识到了客观世界发生发展的规律，具有可验证性、可重复性和真实有效性，或者说是具有确切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就应认定它为有价值的“科学”，享受同等的学术地位。

    第二个层面，即知识的“多样性”。基于以上第一个层面的认识，我们将世界上不同形态的知识体系，按其起源的地域性分为以下两大体系：

    ①西方科学体系(简称西方科学)

    西方科学起源和盛行于欧美等西方国家，影响世界各国，目前属于国际上的主流知识形态，也即现代主流观念所认可的“知识真理”。以现代逻辑思维方式为主，强调证实性与可证伪性。对客观物事进行分解、还原研究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强调可视的物质性、理化性、空间性、结构性，重视普遍规律性，具有微观化、定量化、标准化、统一化、机械化、线性化等特征。常常通过对低层次物质运动的研究来解释高层次的物质运动，但这种方式并不能解释所有高层次物质运动的问题，这也是它的局限所在。当然，新兴的现代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也在试图弥补这些不足。

    ②东方科学体系(简称东方科学)

    东方科学起源和盛行于中国，流行于亚洲地区的日本、韩国、朝鲜及东南亚等东方国家，目前处于弱势地位。以形象思维方式为主，包括直觉思维、类比外推、司外揣内，特别注重“悟性”。对客观物事进行整体的形象概括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强调物事的整体性、类别属性、时间性、功能状态，重视个体特性，具有宏观化、定性化、非标化、个性化、随机化、非线性化等特征。常常通过一些宏观的观念、经验和理论来诠释所有的物事变化，但也有部分知识来源于微观研究的认识。其中也存在一些较主观的臆想，这是它的不足之处。

    西方科学着重在具体的“物”(结构基础)，东方科学着重在无形的“意”(功能状态)。西方科学在“物”的研究上能够突飞猛进，势不可挡，而一旦涉及到了意识、精神、功能态时，往往就束手无策，因为这类东西虽然有其物质基础，但并非以具体的物质的形式存在，或者说在现阶段的科技手段还难以证明其与具体物质的对应关系。同时，这类现象也难以量化，比如谁能对疼痛、忧虑、烦躁、情感进行量化，用数字表示出来？疼痛有多少度？爱情有多深，这个深有多少米？这些都是不能度量的。东方科学则避开了对“物”的追求，选择了从类型属性、事物的关系和功能态的角度去把握世界，常常能出其不意地解决西方科学解决不了的难题。

    在“一科两识”的基础上，认识清楚了东西方这两种科学体系有着不同特性后，我们就应有针对性地实行两种不同的管理制度，这种做法可简称为“一科两制”。将其移植到医药上就是“一医两制”，这与现行的“中西医并重”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在以西为主的“一制”之下，即使在宪法上列入了要“发展传统医药”，但实际上还是很难真正实现“并重”的，近几十年的实践正逐渐证实这种管理形式的不合理性。

   东方科学和西方科学的对比：

    在医学领域，目前仍有不少人想以一种医疗形式来一统天下，认为世界上科学只有一种，医学也应当只有一种，因而，不承认非西医药治疗方法的疗效和学术地位。更有人认为即使中医药有疗效，也不能证明中医药就是科学，如此狭隘地理解科学，将科学挟持上了“窄船”，这本身就是科学的悲哀，同时，也暴露出那些科学“卫道士”严重的学术“霸权主义”思想。事实上，中医药对临床上不少疾病有非常好的疗效，而且对一些慢性病、疑难病的治疗，还可以发挥西医难以取代的作用。如果中医药学没有认识到疾病的诊疗规律，就不可能有疗效，有疗效至少就证明了这个知识体系的正确性、合理性。

    通过对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在学科形态上的划分，可望避免中医药等东方传统知识体系，在与西式科学发生冲突后，被草率地划入到科学的对立面之中去。因此，我们要旗帜鲜明地肯定“东方科学”的学术社会地位，在科学上实行“一科两制”，在医学上实行“一医两制”，中医药事业才可能真正重振雄风，更好地完成为人类健康服务的伟大使命。

   以上详细论述，请见北京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第三只眼看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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