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精神卫生体制不改，自杀率就不会降低

2007年8月1日上午，上海徐汇区精神卫生中心的单怀海医生正在挂牌门诊。来找他的病人不少，单医生有些骄傲：他认为自己的医院地段很好，交通方便，“不像回龙观医院，在那么远的郊区，你叫别人怎么去？”

半天下来，单怀海大约看了有20多个病人，这样的门诊量和综合性医院相比，非常低。而且他只是每周一、三门诊时稍微忙些，其他时候都很清闲。“在精神科专业，大家一致共认，精神疾病患者就诊率很低。尤其在中国，人们喜欢到综合性医院看病，进精神病院，觉得那是一个烙印。”

这也是单怀海反对回龙观精神病院自杀干预模式的理由之一。他认为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抑郁的人不喜欢到精神病院门诊，“尽管医院条件很好，医生水平很高。”另外一个理由是中国的自杀特征和国外不一样。“国外研究资料显示自杀的人群中90%是精神障碍，或者有精神疾病，但中国的数据是65%。自杀原因有政治、经济、纠纷、人际关系、心理问题，心理问题不一定有精神疾病。如果是这些方面原因导致的自杀，你要把人家弄到精神病院去，他肯定不接受。比较而言，西方人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很少，除了部分邪教的影响，他们主要是精神人格的问题，很适合精神病医院干预模式。”

所以，作为上海自杀研究发起人之一的单怀海，从2003年起就在上海积极推动另外一种自杀干预模式——试图在政府主导下建立一个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中心要建在上海市疾病控制中心，在政府的协调下把各个区的疾病控制中心联合起来。把热线、急诊、门诊、住院配套起来，这样就会大大降低自杀率。”

“近年来城市自杀者中，大多数是外来人口，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和救助很重要。”

2004年上海市人大会召开前夕，单怀海联络各方面的专家搞了一个联名提议，委托人大代表递交，呼吁组建上海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单怀海把这份提案想得很美好，也看得很重。“当时，北京、成都、南京都有了具体的行动，由地方政府拨款组建了心理危机干预中心，我们上海做不好，很丢脸。而且上海和北京一样，外来人口比较多，近年来媒体报道的城市自杀者中，大多数是外来人口，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和救助很重要。”

但是2004年的呼吁没有结果，“2005年我们又提了一次”，组建危机干预中心的事情仍不见动静。据单怀海所掌握的情况是，人大已经交到教育局和卫生局去处理，“当时他们正好人事更换，好多事情比较敏感，就拖下来了。”

对于政府，单怀海始终心怀善意，“他们虽然对讨论自杀存有顾忌，但也不是不做，只是需要时间。”事实上，1990年上海市政府就开通了心理健康热线64383562，放在一个精神病院里，每年有十几万的投入，让精神科医生轮流值班。“它的问题是只有一根线，正常时间都很难打进去，到了5点钟还要下班。有人要死，要跳楼，打不通怎么办？”

在单怀海看来，像自杀干预这样的生命热线，必须24小时畅通。他和一些志愿者们开通的三条热线就力图保持畅通的状态，三部座机全部连着手机，手机24小时不关机。他因此有些郁闷，“其实我们也在接电话，但政府给他们钱，却没有效果，浪费。”

“中国精神卫生体制中最大的问题是城市精神病院太多，而农村却非常缺乏，许多农村地区至今没有精神科执业医师。”

等到2006年，单怀海意外地看到了机会。“2006年本来是中国卫生管理年，结果搞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年。它将会对中国的医疗体制产生深远的影响。”

单怀海早就发现，中国精神卫生体制方面的问题，才是我国自杀干预收效甚微的关键。“中国精神卫生体制中最大的问题是城市精神病院太多，而农村却非常缺乏，许多农村地区至今没有精神科执业医师。”

中国79%的自杀者居住在乡村，有58%的人是服用农药或鼠药自杀，农村地区农药太容易获取，是农村自杀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自杀预防和救治力量的薄弱也是不争的事实，大多数农村医务人员缺乏基本的精神卫生、自杀预防和对自杀患者进行抢救的技能。“如果卫生体制改革精神能够真正贯彻执行下去，那么农村地区的自杀干预手段就会大大增加，从而降低全国自杀死亡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