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闹”问题，不能只听一面之词

　　在广州市正在召开的“两会”上，据报道，医卫界的政协委员谈起“医闹”问题，“几乎不约而同地将分组讨论开成了‘诉苦大会’！”这种心情可以理解。有的医院被“医闹”闹得“医心”惶惶，“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嘛。

　　有评论者批评这些委员的狭隘，说“议政者”不应是自身利益的“代言人”。此言差矣。真正的议政，就不应凌虚蹈空回避切身感受只讲“正确的废话”，就应该是对自身利益诉求的表达。

　　对此，参加分组讨论的广州市副市长李卓彬看得很清楚。他说，“医闹”现象已经不仅仅是医患矛盾的问题了，最后已经变成一种利益问题。可不是吗？细看报道，委员们在谈到公共医疗资源的“内部分配调整问题”时，大部分委员主张“医疗投入向农村、社区上倾斜”，而“来自大医院的委员们显然心有不甘……”瞧，一涉及各自的利益，“医卫界”的看法也有了分歧。

　　这充分表明，如今已到了方方面面进行利益“博弈”的时代。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有均衡的代言机制，通过“博弈”达成多赢、至少相关各方可以接受的妥协，这是民主政治的真实内核。其首要的条件是要让各利益攸关方都有表达的机会。社会(包括民众和政府)不可能接受医卫界人士的一面之词。

　　“医闹”问题的存在，当然是以医患矛盾为基础的。然而更广阔更深厚的社会背景有二:

　　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互相防范。公交车上、小区门口、餐馆里乃至医院门内都有“警察提醒您”小心被盗被骗，这种食品有毒，那种药品有假，把人搞得疑神疑鬼的。这却又不是警察夸大，生活经验告诉人们保持警觉绝不是庸人自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心理状态若还保持单纯，无条件相信医卫人员的处置，那倒是怪事了。

　　二是司法不公的存在并非造谣污蔑，冤假错案时有所闻，很多人不相信通过司法途径能讨到公道。于是，不断上访寄希望于碰到“青天”，或借助媒体给当事官员、执法者施加舆论压力；当这些途径走不通时，就拼个鱼死网破来泄忿。而借助职业“医闹”跟找“江湖”势力摆平是同一性质。这跟民工讨薪不得已而搞“跳楼”、“堵路”引起社会关注，乃至找“讨债公司”绑架老板，或“单刀直入”找老板拼命，没有多大差别。正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医院医生要有心理准备，意识到面临的问题不可能单独解决，就像医德的“下滑”也是社会病不能只怪某个行业一样。

　　李副市长说，对打医生、砸医院的现象，他表示很忧虑，认为医疗工作立法应该加快，“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医生和医疗工作的开展。”

　　基于以上理由，我对这句话持保留态度。就像民工讨薪无着去“闹”一样，并不是没有相关的劳动工资立法，而是有法，民工们却“依(靠)”不上，只能走下策。

　　政府本应是社会各方利益的平衡者、调节者，在许多方面，法律和政府还应有意保护弱势群体。基于这样的理念，政府应不再偏袒由政府部门投资和主管的医院，而应注意保护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患者的利益。而有委员却说“‘医闹’责任在卫生部”，是卫生部出台了医疗纠纷“举证倒置”条例，导致了“现在患方越来越不理性了”；又怪公安部门对医疗纠纷没当治安问题处置而采取了“回避”态度。他们还把自己当政府的嫡亲希望得到溺爱！

　　还有委员抱怨“医务人员被媒体妖魔化了”。这种对舆论监督的看法，前几年在党政官员和公安人员及其家属中颇为流行。但是，现在已没有官员认为媒体披露了某个大贪官或窝案是存心给全体党政官员抹黑，也不见警方说曝光有警察刑讯逼供或参与“黑社会”是在“妖魔化”人民警察。可是，医卫界的委员们为什么还这样看待媒体的作用呢？难道他们不相信“天价医院”、欣弗假药案以及红包和回扣在不少医院的存在吗？李副市长让他们有心理准备，只要存在问题，媒体的负面报道往后只会多不会少。这是一条忠告。

　　本文不是全面讨论“医闹”问题，更不是讨论医改，就此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