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广州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了在抗“非典”（SARS）中涌现的英雄人物，他们或是医生如邓练贤，或是护士如叶欣。党政要人慰问，民政部门授予“烈士”称号，长篇通讯表彰其先进事迹，这些都是应当的，被表彰的医护人员也当之无愧。
不过，熟悉中国内地50多年来新闻史和宣传套路的人都明白：这不过是正面宣传的老模式。正如80年代中越冲突时传媒热炒“老山”英雄，1997年大树“抗洪”模范一样，无非树些当时最需要的英勇献身、无私奉献的榜样。事过境迁，中心工作转移，再树另一批人就是了。至于老百姓最关心的新闻焦点（比如当下我所在的广州，各区县的“非典”发病个案数、发病人的职业与年龄分布，有哪几家是治“非典”的定点医院，有哪些社区被隔离，政府关于防治“非典”规定与要求比如出租车消毒等究竟执行得怎么样，诸如此类），几乎全部被这些“正面报道”遮蔽起来。这样看来，这些带有鲜明“导向”目的的所谓“正面报道”简直就是X X的烟幕。说起来令人生气，令人失望，还是回到本文拟定的主题：专业精神。
什么叫“专业精神”？我在论“钟南山的人格力量”一文中曾简略地阐述过。“专业精神”是以下两个方面的高度统一与结合。一是高尚的职业道德。一个67岁的老人，面对医学界与人类社会全然陌生的一种不明原因的急性重症呼吸道传染病的肆虐，慷慨请缨要求把危重病人转送到他所领导的广州呼吸病研究所集中隔离治疗。尔后又临危受命，担任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奔忙在抗“非典”的第一线，乃至发生连续工作38小时一度累倒的情形。他在和平时期所表现的奋不顾身、身先士卒的英雄气质，比战争年代那些舍身取义英勇无畏的先烈毫不逊色。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有多么了不起；相反，他一再强调的，是他作为胸肺科大夫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回答为何让危重病人转到他那里时，他说，“我想第一个，既然是肺炎，就是我们搞呼吸的，搞胸肺科医生的首要责任”。他说：“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次是非典型肺炎，说不定下一次是传染性心肌炎，我相信搞心脏的那帮人也会像我们一样会站在最前线的，他不会因为怕传染就不来了不做了。”钟南山的讲话非常质朴，仿佛他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可谁都知道，能够像钟南山这样知行合一、坚持职业道德并不容易。
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可以叫作“敬业”，它是专业精神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第二方面，即所谓“专业精神”，更是指人们为了自己选择的事业，宁愿冒一切风险，甘之如饴，誓死如归，不惧千辛万苦，千难万险。钟南山大夫、钟南山院士，在这方面表现得更突出。他直言不讳地说：“从学术的角度，这次事件对我们来说，除了救死扶伤以外，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好机会，让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做一个探讨，能够搞一些，能够有一些创新，这个跟救死扶伤是一致的。”记者问：“其实对于你个人来说，我觉得荣誉不是问题，学术地位也不是问题，那你这样拼命到底是为了什么？”钟南山答道：“我想是不是就想追求一个未知数，就是这个目的。这个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什么病原，是什么源头，怎么治，这就是我这个领域的（事情），所以我希望搞清楚，这就是我的最大的动力。”好一个“最大的动力”！说得明白道得坦率。这就是一个科学家之所以选择充满挑战与失败风险极大的科研职业（亦即选择甘于寂寞清贫与辛劳的人生道路）的根本缘由：对未知世界满怀好奇，探求真知的愿望主宰了身心。正是这种强烈的对科学的探索热情，使他超越了世俗利害的计较，不顾个人安危投身抗“非典”；不盲从权威关于病原的判断而尊重事实讲出不同意见；不怕非议和政治压力，提出国际协作的建议。在他的心底眼中，没有什么比尽快弄清病原病理拿出科学的抗疫方案更重要的了。
这种对工作职业的忠诚严谨，特别是对所选择的终身事业舍生忘死、单纯热烈的执著追求，我们将它叫作“专业精神”。“专业精神”其实不属于道德范畴，而是人类的比较高级的精神需求。按照马斯洛心理学说，它属于人的位于安全、社交等心理需求层次之上的“自我实现”。每个正常的人不论道德高尚与否，其实都潜藏着这种“专业精神。”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些皇帝，或热衷于演戏，或热衷于作画，或热衷于填词，但也有的热衷于做木匠活，甚至于热衷于做买卖、杀猪。他不是为名，更不是为利，就是喜爱干这个，乐于为之废寝忘食。人干钟情的事，往往会达到超越世俗的境界，得失两忘。这就是最纯粹的“专业精神”。
在中国，搞自然科学的人发挥自己的“专业精神”，现在比较容易得到社会认可。即使在“政治挂帅”、反对“白专道路”的年代，与世无争钻研“1+1”的陈景润们也较易得到宽恕。搞社会科学的人若有“专业精神”，不识时务，不惟上，不惟书，一定要探索真知真相，不肯附和指鹿为马的政治权威，那就很危险了。轻者被贬斥为“书呆子”，重则戴上“帽子”剥夺科研资格发言资格，乃至杀头。王申酉、顾准等人就是前车之鉴。
回到现实的语境。我认识曾在《南方周末》干过的许多青年编辑记者。他们谁都有人性的弱点，但他们的“专业精神”你不能不钦佩。只要一有线索，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奔赴“前线”。不管到穷乡僻壤有多么艰苦，冰天雪地、沙尘暴、崇山峻岭都吓不倒他们；出了车祸只要伤不重，揩干血迹又上路；当地官员围追堵截，黑帮团伙威胁利诱，他们将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只要能探访到真相，这些六、七十年代出生、平时享有较高生活水准的青年人，什么都可以舍弃。从他们身上，你可以感受到中国青年的“专业精神”一点也不亚于欧美与日本的同龄人。
然而，“专业精神”在中国并不总是受赞赏鼓励的。不是行行都可以发扬“专业精神”，争当无私奉献的英雄的。以我们从事的新闻行当而言，讲究的是“政治家办报”。不是任何事件，你都可以发扬专业精神去探寻真相（今天，5月13日，广州各报关于武汉青年孙志刚暴死广州一案的报道，用的就是“沈宣”即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通稿）；也不是哪个有腐败犯罪之嫌的官员，你都可以发扬专业精神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穷追猛打。有人不想让你发扬专业精神，你若发扬了，不仅不是功，还是过，甚至是罪。以“非典”病例报道来说，1月上旬，广州《新快报》就有报道；1月下旬《南方都市报》就有呼吁信息公开的评论。事发之初，就有敏感的记者想追踪探源报真相，他们得到的是训斥；直到2月上旬，广东的官员们被迫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还盛气凌人地教训提问“不当”的记者。至今，也很难说记者们可以充分运用自己“专业精神”，去为战“非典”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老实说，看到传媒连篇累牍地关于医护人员的正面宣传，我不怎么感动：无非政治需要罢了。这样说，对为抗“非典”而牺牲的医生护生有些不公，但天地良心，我并非对他们不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