猝不及防的"
非典"（SARS）疫病袭击了中国和世界30多个国家。它是否会卷土重来，它是否还有蹑踪而来的"同伙"，都是我们必须高度关注，予以防范的。吃一堑长一智，反思这场
公共卫生危机爆发与控制的历程，我们应当学到许多东西。
可以从官与民两个角度来检讨。打个不尽同贴切的比喻，官方好似西医，民众好似中医，广东的"抗非"实践令人信服地表明，中西医术结合治疗效用互补，可以成功地增强患者的免疫力，降低死亡率。
本文单说民众。对于国人来说，要提高预防和抗击"非典"之类疫病的卫生意识，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里涉及到一个"国民劣根性"问题。
国人有三种差劲的德行，可谓历史悠久、根深蒂固。一是不注重卫生。大街边随地吐痰，公园里乱扔垃圾，只是比较刺目的表现。像武汉人的热衷于"过早"<[--]>在马路边那些一桶水用一天的饮食摊，吃和着灰尘下锅的热干面、汤圆和豆皮，吃得津津有味；像广东人的酷嗜生猛野味，只图尝鲜或排场，不重合理营养与保健，等等，都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陋习。
二是缺乏必要的人际距离感。前工业社会、乡土社会那种称兄道弟、过于亲密、不尊重对方愿望、权利与私人空间的"古风"顽固地遗存着。彰明较著的当然数那一套套的灌酒词，什么"感情深，一口吞；感情浅，舔一舔"之类。广东人在劝酒方面风俗要好一点，但以"埋堆"（北方人叫"扎堆"）为亲密则与北方人一般。因有这种人我不分以示亲密无间的"舆论"与传统，所以，在中国推行分餐制提倡了多年，成效甚微。谁愿背"不合群"、不尊重人、轻视人的恶名呢？
三是侥幸心理很强。这一点今次最明显地表现在广州，只要不死到自己亲友同事头上，就仿佛没事一样；只要新发病例控只有十几例几例，就"闹市照逛、饭馆照吃"而懒得采取防护措施。正因为侥幸心理这样强，才有疫情未解除时，深圳市公明镇的一"非典"感染者、公司老板广发请柬，镇上党政干部违令赴千人宴的险情发生。
要改变我们的国民素质，为预防和对抗"非典"之类疫病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非一日之功。历史已经表明，要改变习惯势力移风易俗，是一件很艰巨的任务。为此，我以为，有剂"中药"可以从根本上治疗国人的顽疾；此方虽然古老，知之者众，乃至耳熟能评，但国人并未认真地长期地服用过，而相反的药方倒是常服。这剂中药就是儒家和道家的"自爱"。
作为社会化、政治化的"药方"，儒家思想以道德伦理为核心，而"自爱"则是一切道德伦理的"原点"，就像波浪的中心一样，由身及家乃国及天下一圈圈地扩展开去。近读历史学者冯天瑜教授主编的"中国智慧集萃丛书"之《养生荟要》，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养生要义的第一章就是"贵生重己"，一曰"尊生"，二曰"乐生"，三曰"保生"。"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下》），"子曰：'天地性，人为贵'。"（孝经·第九章）），"身（人的生命）也者，天地万物之本也；天地万物，末也。知身之为本，是以明明德而亲民也。"（明代王艮《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这些前贤名言不仅应当成为当今政府官员的座右铭，使知人本主义并非西方政府的发明，也应当扎根在中国民众的心田。不要动不动以为采取预防疾病的卫生措施就是"怕死"，要有牢固的"惜生"意识而以粗豪孟浪、心存侥幸为可耻，做足防疫准备工夫。
已有定论的，从人类文明普世的眼光看，中国文化最有价值的古典思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己"必定是自爱的"己"，只有"自爱"的人才能推及己人，"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所谓"自爱"并非"自私"，只顾自己不顾他人。恰恰相反，"自爱"者须"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礼记·檀弓篇）），极端自私自利的人，比如那些随意污染公共环境的人，那些疑似"非典"而不愿隔离的人，正是不知"自爱"<[--]>丧失了道德感与自尊心而不怕别人戳脊梁骨的人。恰恰相反，正是那些不知"自爱"的牛二之类泼皮（他们以"不怕死"的野蛮自豪，以敢于冷酷地自残而威胁和敲诈他人），那些公开宣称"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无赖，才是危害社会的公敌。
关于"自爱"的效用，我在《自我防护的伦理意义》一文中（发表于见sohu .com的"星空"杂志5月26日）已有阐述，引用了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与萨特的观点来作佐证，以此表明东西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说来说去，无非想说，人要自重，珍惜生命，从自我保护开始，进而扩展到我们共存的公共环境，做一个对自己对社会负责任的现代公民。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战胜今后可能面对的一切公共卫生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