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问得怪，但不是我提的，在这里重复它也不表示我认同。
先是偶尔调到香港一家电视台，看到某家医院（是香港还是台湾的我分不清楚）的医生说，本院压力大，收治病人多，因为本院设在平民区，疫病总是欺负穷人欺负弱者。他的话不无道理，那些住"半山豪宅"的人，卫生条件特别是通风条件自然要好过平民百姓。但是SARS却像死神一样具有"平等精神"，并不畏惧权贵，就算是贵如中国古代的皇帝，有不出深宫的太监嫔妃侍候，他也不能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他要与大臣们密谋军国大计，难道叫大臣们都用太监做轿夫保镖与师爷不成？
后来在内地一些媒体（网络）上看到另一种说法，即SARS是城市病。持这种说法的人又分两种流派。一派认为现代大都市比如广州、香港、新加坡、北京，人口高度密集，住鸽子笼一样的写字楼公寓楼，所以，SARS通过中央空调等非自然空气或污物传播就速率极高。另一派用的是"反证法"，说SARS袭击，全球感染不过数千，死亡数百，其受害与死亡人数远远低于长期肆虐中国农村的血吸虫病、疟疾等疾病，为什么对SARS疫情这么重视，对后者视而不见呢？无非因为SARS威胁的是城里人，而后者受害的是乡下农民！
前一派的说法有些道理，尽管"城市病"或者"现代病"的命名不准确不尽符合事实，从抗SARS汲取教训，减少人口聚集密度，回归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对预防流行病总是有好处的。当然，人们重视SARS并非它主要威胁城市人，而是由于它是一种凶险的新发的原因未明疫病且传染性极强。
对于后一派人的说法，我理解并非出于对城里人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而是借题抒发对公共卫生资源方面城乡分配不平衡的不满。事实上，SARS受害者不仅是城里人，也包括农村人。走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道路，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流动也符合农村青年的愿望与全体农民的利益。城里闹SARS，首当其冲的是居住条件最差的民工，5月中下旬北京的民工感染人数比例超过市民的现象就证明了这一点；更不用说，若城里SARS肆虐，民工无奈"逃亡"回乡，阻断了他们的谋生之路和发展前程。很多民工来自穷乡僻壤，他们返乡，使医疗卫生基础条件本来就很落后的农村，面临SARS传播的严重威胁，政府领导人十分担心SARS蔓延到广大农村，农民又何尝愿意城里闹SARS？正如俗语说"皇帝还有几门穷亲戚呢"，城乡民众休戚相关，对SARS逞凶幸灾乐祸的人如果有也是极其个别的。
但是，我们确实应当重视公共卫生支出总量不足并过度向城市倾斜，而长期严重忽视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问题。农村问题专家、《中国改革》总编辑温铁军指出："从卫生部门的微观角度来看，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这是因为财力不足造成的吗？为什么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没有随经济增长而同步发展？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中期以前农村公共医疗可以覆盖到80%-90%？我们的医疗消费高达7000多亿，医疗投资比20世纪80年代增长了几十倍，这种消费和投资拉动药品、器械等行业的增长，都对GDP增长做出了贡献，但是，我们追求的仅仅就是这样的GDP增长吗？"（《经济观察报》6月9日B1版）中共十六大报告已提出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任务，以及"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在抗SARS的紧张时刻，卫生部办公厅于5月14日发出通知，启动疟疾暴发流行和血吸虫病重大疫情两大应急处理预案。这是湖南、云南、海南等省区广大农村地区两种疾病患者和受威胁人群的福音，但愿更是建立健全覆盖我国城乡所有人群的公共卫生体系的新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