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参考消息》转载一篇报道说法国正在“严厉打击色情活动”：曾几何时，巴黎是王公大人、政客诗人前往合法妓院寻欢作乐的场所；它出版那些在英国会被取缔的书籍；那里可以随心所欲观看赤裸裸的色情电影。但是，自从新当选的政府在春季大选中取胜以来，它就“采取了评论家所说的镇压性的道德运动，目的是改变法国几百年来宽容放任的形象”。根据上周递交给内阁的一份提案，“消极地勾引人”，换言之，就是穿着短裙在路边闲逛者，将被处以6个月监禁和相当于5000英镑的罚款。
这样的事发生在素以风流（放荡）著称于世的法国，如果不是搞笑，那就是——如李银河女士所说——“性的反革命”。当然，法国现政府这样做，自有他们的说辞，据称是为了消除“公共安全和平静生活受到的一种威胁。”但施如此铁腕，是否有矫枉过正之嫌？
法国的事懒得操心，我只是由此想到人类社会的运行大约像司机手中的方向盘一样，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总在不断调适之中，真是难得找到不左不右永恒的方向感。以性关系（性自由、性权利、性义务等）来说，什么时候才能在禁欲与纵欲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既有利于个人的“性福”，又有利于社会的安定与种族的强健？
值得欣慰的是，时至今日，“性”在中国，终于成了一个可以摊上台面公开言说的话题。然而，怎样的调门才算不高不低正合适呢？
记得80年代末，著名作家张贤亮在他的小说《习惯死亡》一书借一位旅居巴黎的中国现代派女诗人之口说：“中国本来是一个大修道院，只有中国变成一个大妓院时，中国才能进步！”说者（作者）因为深感个人无力对抗“混乱的道德体系”，所以，“只能用堕落来表现超越”（百花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57、258页），故有此愤激之言。
观照当下的中国，已与《习惯死亡》所描绘的社会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一方面，伪道学、禁欲主义的反人性的道德习俗，仍然很强大，以致公开的健康的性教育、性知识传播和防艾宣传才刚刚起步，连避孕套（安全套）做广告都尚未解禁；另一方面，纵欲的、淫荡的风气已吹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如今，在全国恐怕很难找到几座没有“鸡”迹的城镇，犯事的贪官污吏90%以上都曾包娼（二奶），黄段子短信息满天飞，导游讲荤话根本不顾忌游客中是否有未婚女子有父女有兄妹，至于贩卖自己的“下半身”经历或皮肉生涯的女“作家”已非止一个两个。
在这种社会情境中，我们的性学、性社会学专家以及别的性言说者，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立场，用怎样的调门谈论性革命呢？我想，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既要讲“食色，性也”，让人们大大方方像谈论“饮食”一样谈论“男女”之事，旗帜鲜明地反对以封建礼教以及所谓革命的“激情”压抑任何人特别是妇女的性权利，把人降低到配种站牲畜的地位；又要在主张性权利时，讲点人的尊严，讲点社会责任，不要把人贬低到阿猫阿狗的地步，同时，至少提到可能有的行为后果，不要让年轻的当事人面临痴男怨妇制造情杀案时毫无心理准备。
我写这番话，是因为最近读到一位性社会学专家的系列文章，对她鼓吹性自由的调门之高大不以然。在她看来，似乎卖身、群交等等都是人固有的性权利，不应受到干预。她的性观念甚至比福柯更“革命”：福柯提出“性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不应成为任何立法的对象”的观点时，还有一点犹豫，即对强奸和涉及儿童时怎么办？可以将强奸视同伤害罪，那么涉及儿童呢？但我们这位学者说，“如果将强奸视为伤害身体其他部位相同的伤害罪，如果将违反儿童意愿的强奸也视为伤害，将不违反儿童意愿的性关系视为正常行为，也就解除了福柯有关性的立法原则的最后两个顾虑。”（《21世纪环球报道》10月26日P33《性情中人》专栏）她的意思显然可以理解为，比如一个10多岁的小女孩，只要哄得她愿意，与她发生性关系，都应当视为正常行为，而不得视为强奸或伤害。这样的性主张走得未免太远了点吧？除非她能证明人的心智不需要发育成长即被保护的过程。
让我们在谈论性权利时，记住一句古训吧：过犹不及。不仅在政治“路线”上，而且在性自由（禁欲与纵欲）观念上，中国也最好别折腾过来，折腾过去，总是走极端。
